作为上市公司“第二财报”，ESG“信披潮”逐渐兴起，ESG报告正加速成为企业的“必答题”。
    《中国上市公司ESG行动报告（2022—2023）》数据显示，2007年至2022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比例维持在20%—25%范围内。到2022年底，披露率已上升至28.65%，共有1455家公司公布相关报告。2023年6月，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到1738家，同比增长22.14%。
    从政策层面看，全球范围内的多套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相继出台并不断完善，为上市公司ESG实践提供了指引。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首批可持续披露准则，更是为全球ESG报告提供了标准基线。
    在日益完善的标准之下，ESG信息披露不再是一张表的概念，而是一个全面披露的体系。如何利用好高标准的ESG信息披露引领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披露率显著上升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22年发展统计报告》显示，A+H股、央企控股、主板上市公司ESG相关报告发布率领先，银行、非银金融等行业ESG相关报告发布率超80%。
    具体而言，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呈现哪些特征？其披露质量如何？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2023年香港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调研》显示，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对ESG管理和披露日益重视。在现行的联交所披露要求下，多数ESG报告的结构和内容已趋于成熟，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完备度日益提升。
    “议题披露质量的提升显示出香港上市公司ESG披露已超越合规的基本要求，向更高维度的ESG管理目标、更系统的ESG治理、更深入的ESG管理和更优异的ESG表现迈进。”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合伙人韩廷存表示。
    事实上，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香港的ESG信息披露机制建设近年来始终走在前列。2012年，香港联交所发布《ESG报告指引》，提出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建议，而后陆续将披露要求上升至半强制披露，2019年将自愿披露转为“不披露就解释”的模式。自2021年起，其将气候披露标准调整至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建议一致。今年4月14日，香港联交所建议引入与ISSB可持续披露准则一致的新要求，并计划将其纳入香港上市规则的附录27D部分。
    普华永道在此次调研中发现，多数样本企业已在其报告中根据香港联交所要求，披露了温室气体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数据，但对于范围3的排放数据以及转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计划等新提出的指标，企业的披露程度仍有待提高。
    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余洁雯表示，监管要求显著升级的背景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可考虑向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更丰富的ESG信息。ESG报告将助力它们将ESG议题融入企业整体目标与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价值。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ESG信息披露进入全新阶段的同时，在内地上市的公司ESG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拓展，强制性属性更加突出。
    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虽不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但本着自愿原则鼓励企业在衡量成本和收益时考量ESG。
    上交所鼓励主板公司自愿披露减少碳排放的措施、效果和履行社会责任等信息，要求“科创50”公司披露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等信息。深交所初步构建起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特定事项强制披露”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要求“深证100”（近期扩展到“深证300”）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上市公司ESG行动报告（2022—2023）》显示，深交所上市公司ESG披露增长率最高，为32.41%。同时，数据显示，央企的ESG披露率达到了73.5%，而民营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的披露率相对较低。
    可以看出，中小型企业目前在ESG报告披露方面处于初始阶段。
    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合伙人徐晓宇提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次学习和完善的机会。建议参考与市场主流报告框架的差距，逐步强化自身ESG管理机制，并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相关内容仍需优化
    在ESG报告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对此，西南财经大学现代会计研究所所长、教授陈磊首先谈到了“量化”指标计算困难。
    “企业在进行ESG信息披露时面临‘量化’指标的计算问题，尤其是环境类KPI的披露。”他解释道，目前，已披露的ESG报告中存在数据计量或计算不准确的问题。例如，在将用电量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企业选择的碳排放系数可能存在差异。香港联交所新的ESG指引要求企业披露计算排放量或能源耗用所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转换因素的来源，这提高了ESG报告数据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但企业确定量化方法和计算相关数据可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增加了信息披露成本。
    同时，对某些上市企业来说，选择报告边界是编制ESG报告的主要挑战之一。
    陈磊表示，上市企业需要解释在ESG报告中选定报告边界的过程，并阐明为什么选择这些实体或业务进行报告。主要从事投资控股业务的企业可能拥有多个非全资的附属公司，是否将这些公司纳入ESG报告的范围，还缺乏市场共识。香港联交所新的指引要求披露报告边界以及选定报告边界的过程，给企业带来了一定挑战。
    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合伙人胡牡丹则认为，ISSB在气候披露方面的要求对于国内部分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这对企业来说，影响较大，很多企业气候披露的基础相对薄弱”。
    ISSB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内部管理标准，还对气候风险管理、运营策略及财务等方面的指标和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还有针对董事会在ESG方面的责任与领导力的指南。一旦公司出现负面事件，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开披露。比如，香港联交所和深交所都明确规定，在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员工死亡事故时，公司必须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目前缺乏规范的ESG报告鉴证标准和机构，使得ESG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面临挑战。”在陈磊看来，国内ESG报告鉴证仍处于空白状态，投资者难以获得权威的ESG报告验证机制，这限制了ESG信息的全面传递和理解。
    此外，供应链的ESG风险备受关注。
    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披露和管理咨询合伙人任伶俐表示：“52%的中国内地和香港CEO认为其公司供应链未来12个月在很大或极大程度上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完善供应链ESG风险的识别机制，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在ESG合规基础之上，长足打造可持续供应链，提升组织韧性。”
    强化ESG能力建设
    对于如何强化ESG能力建设，韩廷存建议，企业应系统开展ESG管治，健全ESG管理体系，完善包括ESG风险管理在内的ESG流程和内部控制，有效监督目标进度，并持续优化ESG报告机制与报告质量，纵深推进ESG管理。科学开展碳排放核算、气候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估、气候情境分析、碳目标制定等，将气候风险纳入公司风险管理框架，并借助外部力量积极开展碳管理相关事宜，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同时，重视供应链ESG风险，加强对供应链ESG事宜的评估、管理和监督，注重探索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体系，增强供应链可持续性。借助数字化工具提升ESG报告、碳排放数据管理等事宜的效率，持续监测ESG指标趋势，有效支撑ESG管理决策，促进ESG数字化转型。
    陈磊进一步表示，企业要做好ESG报告的数据收集工作，对于已明确要求披露的ESG量化标准，企业应做好相关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并紧跟国际前沿的量化标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增强ESG报告的可比性。对于尚未明确要求的量化规定，如气候风险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企业应提前布局，积极了解和采纳TCFD的建议或ISSB的气候准则规定，并引入情景分析工具，对不同情景下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进行量化分析，确保为将来的ESG监管要求做好准备。
    “针对报告边界的选择，企业可从‘财务重要性’和‘ESG实质影响程度’两个维度进行判断。同时，可以寻找ESG第三方鉴证机构，提升ESG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