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已在全国各地铺开，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等的创新应用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数字化改革通过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展现企业低成本、低耗费等新优势。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总结与提炼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的效率与效益，对于丰富和发展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财务成本政策配置是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保障
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数字化改革，学术界至少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信息化包含数字化；第二种观点是数字化包含信息化；第三种观点是两者并立。作为全国数字化改革的先行者，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实践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其原因在于浙江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多，面对个性化、多样化、复杂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生产环节应更好地嵌入数字化，比如将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开发生产出智能互联的产品，并构建相关的商品新业态等。为坚决打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必须探索有效的“落地”政策。其中，探寻“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的组合方案，充分调动地方及其企业的积极性，对于浙江经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项明智的战略决策。进一步讲，数字化改革将赋予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新动能。浙江省作为民营制造业大省，广大中小企业要紧紧抓住数字化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并在总结和完善浙江省首创的“链长制”成功经验基础上，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企业经营模式创新，扩展“组织间资本共享”和“智能互联产品”的新业态，同时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取得更大的成绩。
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为产业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的基础，借助于数字化改革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降低企业人力成本以及实体设备投入等的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优势地位。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制度体系是数字化改革的保障，通过社会层面的数据无偿共享、经济循环发展、倡导绿色物流等，能够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革提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国内外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配置变迁等的因素影响。广义的财务成本政策是对国家宏观、产业中观及企业微观等多层面有关数字技术核算与监督规范的政策组合。从信息支持系统考察，财务成本政策能够引导产业互联网应用向流通、配送等领域倾斜，引导资金良性循环，推动资本周转持续加速，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运行秩序等。从管理控制角度观察，财务成本政策是数字化改革的“导航仪”和“平衡器”。一方面，引导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学习先进企业的经验与做法，寻找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技术瓶颈，以及相应的突破路径。另一方面，协调好平台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确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1]。近年来，一些平台企业采取诸如“二选一”③“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不良行为，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21年11月，财政部颁布《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切实加快会计审计数字化转型步伐，为会计事业发展提供新引擎、构筑新优势。”对此，借助于宏观的监管手段、中观的产业政策以及微观的会计制度，构建综合性、立体化的财务成本政策体系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
研究意义
数字化改革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正在积极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为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企业经营模式与商品业态的创新等提供新动能。
从理论上讲，财务成本政策组合通过诸如稳健性原则等制度安排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关性与可靠性的信息支持，且在会计工具创新的驱动下权衡利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体现在数字技术背后的财务成本政策欲在企业转型中发挥积极功效，需要主动构建平台经济等领域的价值管理制度规范，并配合国家在国内自贸区等区域给予的政策优惠，即具有对现有经济政策及其规章的自主选择权，进而加快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的各项制度创新，其中包括对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报告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成本政策增量内容，进而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从实践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在对财务成本政策及其行为产生冲击与影响，要求其在确认、计量与报告中发挥新的引领作用。比如，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融合的新事物，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对此，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了会计信息的标准化、统一化等高标准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信息成本与技术成本。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财务成本政策与法律法规的相互辅佐，将体现在会计信息重要性和相关性原则基础上的数字资产等概念赋予财务成本政策新内涵，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经营模式与业态创新指明前进方向。
首先，“数字化改革—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进路线不仅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的战略机遇。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制度规范，尤其是财务成本政策能否与其他制度规范有机匹配是一项值得研究的新课题。比如，结合“双循环”特征从企业内外需市场的“资产”配置政策出发，结合数字化技术特征开展“收入”与“成本”的政策应用研究，引导企业朝着数字化改革的方向推进。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会计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组织、技术与制度等各个方面。比如，数字化转型使管理主体由传统的单一企业向组织间或平台管理转变；企业成本效益比较由过去的业务交融向效率与公平的方向转变；企业利益实现方式由单一会计准则层面向财税、法律与社会责任等综合的“财务成本政策”层面转移。同时，企业的“收入”要素也不再是传统的一次性确认模式，多次反复确认收入对企业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成本政策配置
数字化改革涉及组织间及其内部的各项经济活动，会诱发业务与财务活动的系统性、彻底性的变革。要将适应数字化改革的各类政策加以组合，以“财务成本政策”的形式主动面向企业经营活动、制造流程、资金运作模式和员工能力养成等新情境，并赋予其新内涵，扩展其新外延。
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一是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比如，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相关的财务成本工具组合（如减税降费等成本管理）；二是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导向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主要是围绕环境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促进中小制造业加快数字化改革的财务成本工具组合，如组织间协同等收益管理；三是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总之，财务成本政策选择要侧重于需求侧方面的工具开发与应用，强调数字化技术的拉动效应，注重各类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与组合，搭建完备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政策框架体系。
二是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成本政策选择应用效果。财务成本政策选择的应用效果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下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的适应性评价；二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与报告的有效引导与协调规范带来的权益变化；三是数字化改革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或新领域，使财务成本政策效应增强的能力；四是将财务成本政策嵌入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进而规避企业经营可能面临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可以考虑构建金字塔式的财务成本政策配置机制及其优化数字化行为的路径。这里的“财务成本政策”体现的是企业会计准则、行业规范、国家产业与经济制度等的综合性或概括性的各项政策，其配置组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求，比如能够以货币为单位加以计量，政策适用面宽广等特征，涉及宏观的降本增效措施、中观的产业数字化政策及微观的企业会计政策等。
国家宏观层面应积极构建数字经济与“双循环”的制度环境，中观层面的产业集群要增强“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的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微观层面的企业要成为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数字技术优势转换和潜力激发的载体。对企业而言，短期内最佳的发展机遇是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升级换代。财务成本政策选择要结合数字化改革从企业的“资产”特征出发识别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及嫁接时机，主动规范数字化技术下的“收入”与“成本”结构。即从“收入”与“成本”的要素特征入手实施创新驱动，优化会计收益的执行性动因管理。比如，运用数字化技术满足消费者实时配送的内在需求，借助于详细的成本核算明确支出动因，同时向消费者传递确认收入的信息诉求，使会计的收益分配功能得到增强。换言之，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了产业的发展，企业的产品销售不再仅仅是一次性确认，而是转变为多次的收入确认，进而提高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效益比，充分调动了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此外，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结合平台经济特征，合理分配企业及其关联方的固定成本与流动成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等的费用比，通过关注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模式创新的能动性，借助于宏观、中观与微观相关政策的整合来平衡平台中各类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及其收益分配关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成本政策配置及其工具创新提供制度依据。同时，借助于管理控制系统功能适时地将法律法规等工具嵌入财务成本政策之中，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治理保障。
三是对财务成本政策配置机制的理解。财务成本政策配置机制从“置入”与“配出”两个视角加以理解，“置入”就是将散见于宏观、中观的经济与产业政策中涉及财务属性的政策内容归纳整理“置入”我们设置的广义“财务成本政策”之中。具体来讲，宏观政策涉及国家层面，如财政、国资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规则制度；中观层面，包括资本市场，如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以及产业政策（如行业扶持、科研倾斜等财务成本规则）。或者按宏观与微观进行归集，如宏观的财务成本政策，如现金管理、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规定等，微观财务成本政策（公司财务成本政策），如筹资政策、投资政策和股利政策等，以及其他有关技术和方法的政策，如财务决策、资金和风险管控的政策等。
“财务成本政策”配置对于当地政府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与效益有积极意义。比如，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究竟是多少？“配出”就是在成本效益原则基础上，应用成本驱动机制对广义财务成本政策开展灵活应用。以“降成本”为代表的成本驱动机制是政府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重点，是从成本驱动机制视角寻求企业升级数字化的价值实现路径。比如，加强对会计软件等的智能化升级，在现有的财务共享技术方面提高智能化水平，促进企业实现数字技术与业务、财务的进一步融合。具体对策有：一是从供给侧视角由政府出面构建数字技术特派员制度，降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寻找数字技术人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等；二是从需求侧视角出发设计“数字化成本票”，即按置入的总金额进行政府预算管理，并由此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手段，亦即，在财政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总盘子中合理规划资金的使用，通过政府与企业的上下沟通，以及事前审核、事中控制与事后评价等方式，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以正向的约束机制来激励企业。这种“数字化成本票”制度的实施，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运作。企业升级数字化后若都能赚到钱，“财务成本政策”配置便考虑进行适时的调整。比如，可以考虑将原来“数字化成本票”的资金用来对数字化转型优良的企业进行政府层面的奖金激励。也就是说，“数字化成本票”的目的是追求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是政府“降成本”宏观成本政策实践中的权变性举措。
总之，“财务成本政策”配置不仅是一种供给侧思维，也是一种需求侧管理。“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的理念与方法体现了财政部《会计“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会计审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思想。换言之，“数字技术特派员”制度能够促进数字技术与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成本票”有助于提高政府预算资金实施效果，使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并对各有关方面责任不清等现象起到制约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政策组合与应用
围绕各种经济活动及其政策制度调整，结合财务成本政策配置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使企业组织在利益博弈中找到适合自身的政策应用组合，主动强化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成本工具创新，实现企业权益的最大化。
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成本政策组合方式。受外部环境复杂性与不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易受一些随机事件扰动。企业要适应数字化改革的新趋势，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通过扩展财务管理的边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推动企业经营模式创新，促进产业集群及其区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企业要维护对数字知识、技术、技能的吸收与改造能力，通过优化财务成本政策配置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财务成本政策的组合方式包括以下三点：（1）财务成本政策与数字技术知识的融合。通过构建嵌入数字技术的财务成本政策工具等，强化学习并减少试错成本，提高知识的有效性。（2）完善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核算政策。数字技术及其引导下的经济模式增长方式对传统会计确认与计量带来挑战，财务成本政策需要从结构性、完整性等方面加以整合，以提高信息的披露质量。比如，各类票据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进入会计确认的数字化流程，自动对票据进行成本分类，为相关交易提供合适的会计代码并进入对应的成本中心。（3）提高财务成本政策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加便利地参与到产品的研发、生产、维护及改进之中，深化了对数字技术、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的理解。比如，财务成本工具在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的同时，将数字技术内化为持续发展的动力，即借助于需求侧管理，优化企业管理流程，通过精益管理、智能管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使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满意的情境需求。
二是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下财务成本政策组织行为。与数字化转型成本相对应的具体行为优化，需要借助于外部环境的权变性应对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与组织优化等取得平衡，实现收益大于成本的制度变迁效应。资源整合需要在企业现有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嵌入数字化技术，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聚集资源创新要素。换言之，企业在追求数字化技术的短期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应当关注我国制度型开放情境下的数字经济政策，且在企业资源、技术应用与内化能力等方面嵌入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流程再造需要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协助下构建“数字工厂”“智能工厂”等，实现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提高企业价值链攀升的能力。组织优化是结合数字化技术优化现有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布局，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提供支撑。此外，注重会计信息保密与数据安全的管理，调整并修订现行的会计法规，对传统的凭证、账簿等会计保密手段与年限结合数字化技术加以完善，构建一套完整的经济责任与绩效考评结合的数字化核算与监督体系。
来源：会计之友 作者：冯圆
（责任编辑：韩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