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管理会计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面向新发展格局，通过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现行的管理会计工具大都是传统经济时代的产物，面对新时代数字技术手段的冲击，管理会计工具如何实施创新驱动，从哪些工具入手加以数字化改革等成为一项紧迫课题。亦即，随着新时代技术创新面向科技创新的客观追求，经济发展对于开展管理会计基础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管理会计强调权变性原则，就是要在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过程中嵌入灵活管理的理念与思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开展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需要提升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等传统管理会计工具的价值内涵，将权变因素嵌入到管理会计工具应用的各个环节，使决策和管理留有权变的空间，使企业经营和管理具有主动性，且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技术工具，如“算法推荐（Recommendation algorithm）”“数字映射（Digital twin）”等改造传统的管理会计工具，使这些互联网技术能够在管理会计工具整合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随着产业集群及供应链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还需要从“业财融合”与数字化改造结合的视角来研究管理会计工具，使管理会计功能能够更加自觉地适应环境变化的客观需求。管理会计工具创新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与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角度思考，企业实践中的管理会计观念性代表就是工具方法，如何透过管理会计工具方法体现出理论内涵，怎样在管理会计实践中体现创新发展等，变得至关重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何定位管理会计的学科目标，企业实务界的实施动力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引导管理会计应用指引有效“落地”等，成为新时代管理会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结合2014年10月财政部颁布的《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工作的升级版，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最晚于2024年跻身全球同行业的创新前列。为了这一庄严的承诺，必须加快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研究。

从现实视角观察，我国管理会计的应用环境正在发生改变，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且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正在为广大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所重视，并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比如，对产业集群等区域经济发展的评价，传统单一的非均衡性理念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开始向多维度或多元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对于产业集群区域企业的收益或成本管理，必须既考虑到执行性的增长动因，也要包含结构性的均衡发展动因。并且，围绕“共同富裕”等目标强化管理会计的制度变迁，体现公平正义等社会责任等具体要求。亦即，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的企业制度变迁，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证，并需要适时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参数、前进方向和标准评价等内涵特征嵌入制度规范。同时，在管理会计制度变迁中强化对传统管理会计工具与方法的完善与扩展。管理会计工具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经济活动现象与规律的重要手段。管理会计的管理控制系统与信息支持系统如何服务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如何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工具方法等已经成为新时代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时代管理会计工具的制度理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管理会计工具面对企业价值实现中的收入多次确认与计量问题，如何从制度层面加以设计与规范，或者，怎样合理地揭示这类价值实现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等，值得从制度理性的角度加以思考与挖掘。

一是制度变迁对管理会计工具创新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政府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内与国际经济新形势，提出了“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立足点是及时抓住国内外的发展变化新机遇，主动应对挑战，通过制度建设引导企业面向国内大市场，并加强全球合作。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加快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自我主张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之路。即，将经济全球化的主战场放在国内，利用本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带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新时代的管理会计“应用环境”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与制度中形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理念，需要适时地进行调整并合理地扬弃。比如，在仍然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更多地转向共同富裕，通过共享或公平参与等方式引导绝大多数人发挥自身能力或资源的价值，并分享共同发展带来的红利，使收入分配之间的悬殊差距得到相应的缓解。这对管理会计中的社会成本、责任成本等管理工具有重要影响。再者，在经济发展结构上，过去的投资理念也需要作出调整，比如主动朝创新驱动的新发展理念转变等。对于管理会计工具来说，以往强调单一工具的创新驱动，这种开发并应用管理会计工具的范式，正面临数字化条件下组织间协作带来的技术挑战。为了适应数字化改革需要，倡导均衡协调的管理会计发展观念，维护整个社会经济的共生、共享与共建，转变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观念，有助于顺利构建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指引体系。即，从企业的价值导向、经营模式、发展业态等方面为管理会计工具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但是，现实情况是，仅仅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管理会计工具的发展予以引导，其效果往往是有限的。即，无论是制度制定者还是实施者，均仍未感受到明显的中国管理会计发展迹象。管理会计是环境的会计，管理会计工具应用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只有当某种工具应用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实现价值增值时，企业自然会愿意采用这种工具。针对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现状，如何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匹配，不仅关乎政府的决心与信心，还牵涉会计人员观念的转变、人才的培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二是制度优化是管理会计工具创新的理性需求。制度优化是对制度理性的修正，是制度理性在特定时期的体现。通过管理会计工具创新实现企业数字化产品的推陈出新，是夯实企业财务基础的重要手段。或者说，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探索制度优化在企业管理会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的应用场景，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升级的保证。从“双循环”的制度设计来看，强调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这仅是一种战略构想，具体的规范仍需要各个方面贡献智慧。客观地讲，管理会计要服务于“内循环”的经济大局，通过扩大内需巩固外需或外部市场，构建一种内需导向下的全球性管理控制系统与信息支持系统，以内需带动外需，通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相互匹配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在这种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优化环境下，管理会计要加强开发全球化特征的战略管理会计工具，通过服务“主场全球化”获取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宏观营商环境优化的同时提高企业微观经营的能力或运作手段。亦即，将中国的大市场作为全球性的大市场，即使国内成为世界供给中心与需求或市场中心。管理会计控制系统要增强“拉动”“连接”与“集聚”的功能。即，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通过高水平开放吸引外资或先进科技与人才，并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鼓励中国市场走出去。管理会计的价值理性，就是要顺应这种制度环境的变迁特征，主动把握机遇，积极推进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与发展。从当前的制度特征看，制度优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需求侧转型中的一种举措，是对经济资源的调整与重新配置。比如，围绕“共同富裕”目标，优化分配等制度体系，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减税等措施释放内需潜能。亦即，要通过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合理引导企业“走出去”，加快培育完整的内外需市场体系实现制度的理性。管理会计工具的开发与应用要与居民收入分配、提升消费层次等需求相联结。比如，重新认识管理会计工具中的控制功能，通过股权管理与收益分配等工具的综合应用，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新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增长与协调得到统一，体现出“会计看似微观，实则宏观”的职能作用，驱动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步入制度理性的轨道。换言之，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是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微观层面的企业收入增长等体现国家经济发展传导至民众的获得观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优化和拓展管理会计的功能体系。国家宏观层面提出的“制度型开放”等政策制度，使管理会计的价值理性渗透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由量变到质变，进而提升企业在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更具“话语权”的竞争优势。同时，管理会计要借助于工具方法的应用培养掌握拥有高端技术能力的创新型企业，以及加强国际技术标准和产业的全球合作，围绕5G、算力与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主动运用算力、算法与数据等新经济要素丰富和发展管理会计功能，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数字化改革推动管理会计工具创新

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创新势能不断释放。基于数字技术的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改变了传统会计收入、成本与资产的管理方式，使会计确认、计量与报告更加模式化与智能化。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对管理工具创新的影响。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管理会计工具由传统的核算与控制转向智能算法与智能应用。同时，借助于数字的加速聚合与提炼，以及信息的综合与判断，提高企业收入确认工具的延展应用与创新普及。企业是实现创新与技术变革的核心组织机构，在决定相关技术变革的速率、方向与本质上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鼓励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知识的获取，管理会计研究框架融多学科于一体，通过增加“面向未来”和“前瞻管理”等大类工具的设计，开发新的管理会计具体应用工具，必须突破传统管理会计价值创造的经营模式，构建“共享、跨界融合、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培养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开展分析的理性思维。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了覆盖各个领域的数据要素的收集和流通，推动了信息透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价值链中链主企业与配套企业交易的“准内部化”。通过管理会计框架搭建一个平台（如数字技术与业财融合的中心），让“生态”在平台中得到良性循环，进而形成管理会计创新生态系统。管理会计通过服务于网络组织，更好地分配全球价值链中的各种资源。即，为解决产能过剩，通过创造全球共享价值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数字化改革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对制造业模式产生全方位的革命。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数字技术将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目前，企业经营模式和业态的数字化嫁接，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上升通道之中，实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生产与价值管理的双向嵌入，将成为会计工具创新的必然选择。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算法推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价值提供助力。从当前数字化改革的实践看，企业向第三方出售数据是一种普遍做法，但应用“算法推荐”实现价值的增值，一直以来是数字治理中的一个难题。如何规避风险，其中的主要对策是完善政府层面的法规体系，避免企业出现违规现象。从企业角度讲，还需要强化自主治理，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比如至少应该适度地向消费者和员工披露其实施“算法”的意图。“算法”的价值实现依赖于大量组织偏好和过去行为的详细数据，通过某种合法的方式引导组织进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对此，必须在保持这些数据透明的前提下设计数据标准，应该选择有益于各方的算法推荐。对此，围绕“收入”确认与计量等的管理会计工具实施深度开发十分迫切。或者，将“算法推荐”等的收益管理工具独立出来，融入管理会计的工具系统之中，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更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利用数字技术的新进展，针对特定的收入确认与计量等进行思考并做出有效的决策，这对于“算法”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市场体量巨大的美国、欧盟和中国等经济体，针对互联网平台无序扩张和“赢者通吃”行为，监管者出台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举措，强调公平竞争，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信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对于企业来说，各种数字技术的综合利用，目的是确保复杂的计算结果能够得到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而不是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否则，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2021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宣布“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42亿”。综观数字化改革背景下的数字技术进步，“算法推荐”未来还需要继续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资于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或者应用这种算法的企业需要谨慎地管理这种技巧，通过构建双赢的解决方案，在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过程中体现透明度和价值实现的合法性。当数字化改革使数字技术广泛普及与推广应用时，传统的技术和竞争优势可能会受到影响，有时也会失去功效，以往表现出的行业壁垒可能会逐步消失。有些企业不愿实施数字化改革，并竭力想保留已有的各种优势，比如产品种类或生产与服务上的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中的高毛利等，事实上这反而会助长新进入者的决心，对现有企业带来损害。客观地说，有关“算法推荐”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从国际情况看，2020年7月，英国优步司机对优步公司提起公诉，声称该公司未能按照《欧盟数据保护条例（GDPR）》规定改造其法律业务，指出其算法缺少透明度。同样，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多次对算法推荐研究提供资助，并发布相关的消费者指南，旨在提升消费者隐私和算法责任。总之，数字化改革有助于提高“算法”价值的透明度，为组织或个人在是否退出算法推荐等问题上作出更多的选择，并拥有相应的知情权，尤其是有关个人的决策时，必须避免种族或性别等的歧视或偏见。

二是数字化改革增进管理会计工具的智能化水平。波特和贺普曼认为，人工智能对企业产品生产带来深刻影响。“智能互联产品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入到更为广阔的产品系统之中，这股浪潮正激烈地重塑今天的企业和竞争格局”。数字化改革使行业边界得到极大拓展，尤其是智能互联产品数量不断增多，产品的结构性动因发生改变。即，前期的软件开发、更加复杂的产品设计以及搭建“技术架构”等的高昂费用，使产品的固定成本大幅提升。或者说，由于新型供应商与终端用户的紧密关系以及掌握的产品使用数据，智能互联产品成本中的固定成本比重提高，而可变成本的比重降低，这使单纯价格竞争的空间缩小。在边界快速扩张的行业，行业整合的压力会更大。单一企业很难与多平台组织抗衡。同时，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得到极大扩展，反过来影响了“智能化”价值实现效果，比如一些企业之间展开“谁的功能更丰富”式的比拼等，这会推高产品的成本，蚕食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对此，需要结合管理会计工具创新加以引导。随着智能互联产品成为更广泛产品系统的一部分，竞争范围将进一步升级。对于行业进入壁垒的向上修正，早期积累数据的企业具有先发优势。亦即，智能互联产品不但能重塑一个行业内部的竞争生态，更能扩展行业本身的范围。因此，行业的竞争基础将从单一产品的功能转向产品系统的性能，而企业仅仅是平台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参与者。换言之，企业可以通过智能互联将价值主张扩展到产品以外，比如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增强服务等。“智能化”的价值实现使收入确认等管理会计工具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企业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对于大量与产品相关的数据如何有效利用和管理，如何改进与传统业务伙伴的关系等。数字化改革的实质是竞争本质的变化，不应局限于技术本身。智能互联产品可能对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创造无数产品差异化和增值服务的机会。企业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自身产品，以对应更加细化的市场分层，甚至根据个人客户进行定制化生产，进一步增强产品差异性和价格均衡。从互联网到物联网是“智能化”的一次升级。即，智能互联产品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互联，而在于“物”。一些强大的新进入者会涌现，它们不受传统产品定义和竞争方式的限制，也没有高利润的传统产品需要保护。因此，它们能发挥智能互联产品的全部潜力，创造更多价值。正是由于产品新能力体现的数据使企业开创一个新的竞争时代。此外，从物联网到云计算则是另一次“智能化”的变迁。基于云计算的“智能化”数字技术不仅拓宽了管理会计工具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各种硬件与软件进入到现有产品的功能结构之中，实现了企业产品生产和顾客使用之间的人机互动及其深度交互。智能化数字技术除了将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等方式来实现降本增效外，还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激发出管理会计工具的创新动能。以矿山采掘为例，一台5G智慧挖矿机采取5G无人驾驶技术，以及低时延、高带宽的特征可以实现秒级响应，工作人员能远程实施这些危险性“挖矿”作业。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浙江桐乡的一家化纤企业介绍了实现“智能化”价值的体会，该企业建成的5G智能车间，借助于5G+AI智能巡检机器人进行自动巡检，搭载在机器人上的5G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采集到的纺丝生产线的数据信息。此外，该企业还建成了属于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连接了整个集团七百多条产业线，三万多台设备，目标是要实现整体智能化。

管理会计工具的运作机制：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例

从制造业企业来看，面对不同的客户，可以有消费品企业和工业品企业两种类型的划分；从服务属性上区分，有自营性服务企业、协作性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等的划分。将数字化转型的类别与企业的类别放在一个协同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可以增进人们对管理会计工具应用内在机制的认知。

一是企业数字化与管理会计工具融合的创新层级。数字化转型可以分为初学者（Beginners）、新潮者 （Fashionistas）、保守派（Conservatives）和数字人（Digirati）四种类别。结合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与企业类别特征探讨管理会计的应用机制，可以归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层级：传播与普及。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初学者（企业）而言，结合数字化改革的新情境，积极加以传播与普及是十分重要的。或者说，通过在传播数字改革理念的同时普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使企业会计管理在模式与流程等环节中创新功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言之，加快将数字化技术嵌入企业产品生产的经营模式和流程之中，使企业价值链与产业链相互融合，并从产业链向创新链拓展，管理会计工具需要围绕传播与普及机制加快整合与创新的步伐。此外，要结合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数字化改革政策，结合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强化会计政策配置。比如，从研发入手加强官产学研的配合，强化数据标准、隐私等安全政策的制定，通过财务治理破解企业存在的难题，并主动治理（自我治理），推动公司治理在传播与普及机制下进一步完善。可以采取案例引导的方式，使数字化改革理念与数字化技术应用效果传播和普及到产业集群区域的各个角落。即，以企业群落为示范，通过“工具创新—试点应用—经验总结—工具推广”等完整的数字化传播与普及应用，寻求会计政策配置的效率与效益最大化。

第二层级：协同与共生。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新潮者”和“保守派”之类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改革需要加强各方协同效果的宣传，使“新潮者”更有激情，“保守派”看到数字化发展的前景。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应用，能够使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价值创造的能力，使协同与共生机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共生机制是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协同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方面的协同发展还落后于发达国家，要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协同机制引导国内外各方（包括企业与数字化设备供应商）的进一步合作。同时，要结合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构中的企业情境特征，合理选择产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应用的平台，并将共生机制嵌入到产业集群区域不同企业的组织之间，借助于共生机制强化协同机制，比如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宣传产业集群共生效率与效益，主动整合区域资源，促进协同与共生机制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内生机制，推动产业集群与其他区域企业共同发展。

第三层级：开放与共享。对于原生型数字化企业（数字人企业）而言，其在数字化改革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产业互联网等的应用方面发挥着主导优势[17]。要结合国家对数字经济平台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规范，通过开放与共享机制构建，使数字化领先企业成为带动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头人，使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更大范围进入到各种管理会计工具应用的领域。即，通过管理会计工具的结构延展与方法整合，构建开放融合及共享创新的数字平台，使更多中小企业有机会参与平台经营活动的竞争。在数字技术领头企业的开放与共享机制下，数字技术的成本大大降低，应用面的扩大反过来使这些大企业的研发能力增强。换言之，在这种开放与共享机制不断拓展的情境特征下，管理会计工具的数字化标准构建变得十分迫切，并且要在普及推广与可操作性上符合开放与共享的机制特征。亦即，既要符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共享的内在要求，又要有助于扩大企业数据开放与应用的范围。通过开放与共享机制，鼓励数字技术高效共享，使数字技术与数据、人工智能等紧密衔接，加快数字化情境下管理会计工具改革的步伐。

第四层级：制度与保障。无论处于数字化改革进程中的哪一类企业，制度与保障都是关键。因此，需要加强对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通过产业政策与制度的调整，促进数字化改革相关的法律与法规，包括行政条例及管理规范等相互协调。即，通过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企业数字化改革的客观保障。对于初学者（企业）而言，更要在资金等政策上有所倾斜，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予资金或政策上的支持。或者说，要在财税、金融等政策上形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与保障机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与效益提升，消除行政与区域等的数字化推进障碍。在数字资产管理的工具开发与应用过程中，要重视数字资产中的人力资本价值。从制度与保障机制考察，数字化改革中制度是基础、人才是保障。要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培养既熟悉数字化工具应用，又具有管理新理念、新视野与新格局的人才队伍。同时，积极组织管理向扁平化、多元化、模块化的数字化方向转型，通过会计工具创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

第五层级：动态与权变。数字化改革是一种导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具备动态与权变的应用机制。对于大型央企而言，截至2020年底，国资委管辖企业已经完成基本的转型升级任务，从动态机制看，现阶段央企的重点是数字化改革。换言之，国资委已下发文件，要求央企加快数字化改革的步伐。国资委的总体思路是：“结合国有资本改革的经验，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与新服务的转型，逐步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数字化应用的领跑型企业”。即，通过制度型开放政策促进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要构建数字化赋能的动态与权变机制，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会计政策配置效率与效果，促进会计管理的数字化渗透，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的管理会计工具，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发展的工具支持。

二是促进数字技术与管理会计工具的融合创新。管理会计实践服务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管理会计的管理控制系统与信息支持系统功能的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会计工具的数字化嫁接，积极融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结构组合下的共享平台，进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包括“大智物移云”与“区块链”等内容，前者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计算技术与云计算等构成，后者是一种支持信用的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聚焦于“大智物移云”和“区块链”，有助于从管理会计工具创新视角研究数字化改革，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与外延。21世纪初的智能化产品开发与应用是以物联网为基础展开的，由此而形成的智能互联产品使会计的确认、计量，以及相关的会计政策与工具应用面临冲击。当前，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或范围扩大，无论是算力还是算法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管理会计的信息支持系统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也使供需双方的信息更具透明化，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这种网络效应使利益相关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的渗透作用增强，传统的隐性，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知识和行为的习惯等将逐渐显性化，并且向要素化方向转变，数据的累积与应用，反过来促进管理会计工具创新活动持续开展。

三是管理会计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思维范式与工具边界。新经济时代的管理会计实践表明，企业必须重新认识可持续性成功的战略机遇，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及其实施的可能性。管理会计工具创新要面向企业内部流程优化与提升管理效率与效益，即在提高企业管理韧性的同时，满足顾客价值创造并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促进管理会计制度完善与不断优化。

来源：财会通讯 作者：冯巧根

（责任编辑：韩福恒）